中日之间有许多复杂的结构性议题都需要一个理性的框架。这些框架基本上都不以双方的共识为前提，也不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为目标，而是以稳定长期氛围，留待中日关系最终调适完成为诉求，一如过去包括笔者在内的人士所倡导的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小组，以及笔者现在倡导的钓鱼岛前沿“互信机制”的确立。
但这些框架和机制却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双方都必须回归理性；只要有一方强硬和非理性，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中方强硬的基本目标以此次撞船事件为例，日方纵有一万个疑虑和担忧，但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而是将之提交日本国内法的司法程序，就是使矛盾激化的主要导火线；而且在中方不断升级的抗议之下，日方依然强硬如故，强调司法独立，并要求中方冷静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将抗议从口头上升到实质性的物理举措，既为无奈之举，也是以强硬迫使日方返回理性的重要环节。 据香港媒体透露，1999年中日贸易在日本整体经济中的比较仅为9%，而到2009年则已经上升到将近21%；换言之，日本经济的逾五分之一依赖于中日贸易。中方持续的反制措施，终将引起日本企业界对其政府策略的不满；而一旦日本企业界反弹并开始对其内阁施加影响了，也就是菅直人内阁回归理性的时刻。
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日本放人，显然不是中方此次强烈反制措施的终极目的；日本此次动用国内法，既然开了一个恶例，那么日本放人之后，如何斩断此次恶例的示范效应，才是未来中方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一般说来，作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和沟通管道，往往是决定双方能否达成默契和共识的重要前提。但现在这些前提和管道似乎都不明显，尤其是日本目前缺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菅直人内阁对华倾向又较强硬，因此在尝试拓展“水下管道”的同时，以强硬促使日方回归理性，恐怕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日的基本基调。在这方面，依次设定的目标应有两个：一、迫日放弃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二、迫日放弃动用国内法处理类似争端的做法。
以日方目前的认知和立场而言，显然不存在回应中方这两个要求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必须做好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大幅倒退的思想准备，尤其切忌出现之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惯常现象，即几个月后，实质性问题一个没有解决，但双方往来却已悄然恢复。
中日关系调适期的“互信机制”是终极追求目标，但建立这一“互信机制”的道路却必然伴随着适度的压力和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