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计划经济的话语开始出现倒退首先表现在改革的话语上。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经解决。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一些人，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怀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并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归诸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解体了传统社会秩序，但没有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秩序。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社会道德严重衰落。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的确被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声音，否定邓小平路线，呼吁回到毛泽东。各种变相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又出现在经济社会改革的话语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朱镕基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政府可以随意向其属下的国有企业提取利益；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现象。尽管有关方面不承认，但事实上在快速发生。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朱镕基总理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 。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有两个特殊的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前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变相的“私有化”，或者内部“私有化”，国企的掌权者或者国企的代理人实际上主导着国企的一切，并且不受任何有效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