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杨丽萍
杨丽萍，云南洱源白族人，生于1958年11月10日。出生在洱源县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山村。杨丽萍的童年，物质生活相对是清苦的。家里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取暖用柴火。因为是边远山区，她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村子里，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没有电，电影得用脚踏自行车带动发电才能放出画面来，而且声音很不准。大概在她七八岁时，第一次看了电影《白毛女》，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那基本上是她生平第一次认识外来的事物。
杨丽萍的妈妈叫杨仙果。可能有人会认为名字很奇怪，在白族里，很多人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家人希望孩子长寿的叫寿桃，家长希望生个男孩却得了个女娃的索性就给她起名叫差枝。杨丽萍的名字还算正常。
她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家庭，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跟母亲过。在杨丽萍的童年记忆里，大都与贫穷与歧视有关，但她有一份大多数人少有的快乐态度，从小酷爱舞蹈的她，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然而她凭借着惊人的舞蹈天赋，在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1980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孔雀舞”闻名，被誉为继毛相、刀美兰之后的“中国第二代孔雀王”，是国内第一个举办个人舞蹈晚会的青年舞蹈家。1987年被聘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1988年被《北京日报》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1989年电视片《杨丽萍的舞蹈艺术》面世。多年来她出访世界很多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相继在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专场舞蹈晚会。多才多艺的她还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太阳鸟》，并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大奖。
杨丽萍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后有人要我跟着练芭蕾舞，练那些成套的基本功。起初，我去练过一段时间，可后来我发现练完以后动作就僵硬了，我的身体被束缚了，原来我很擅长的动作，突然变得自己支配不了自己了。于是，我就跟领导提出不练了。当时教练们都很不满意，觉得一个演员一定要练这些东西。可我坚决不练，并自己发明了一套练法。这不是很正常的事，那还是个不主张个性张扬的年代。但我就是这样，没人能主宰我，我就是我。
我一直觉得表现孔雀之美是舞蹈的最佳题材，所以我就自己去琢磨孔雀这个形象。小的时候我爱听老人们讲一些传说，其中就有个关于孔雀公主的美丽传说：有个美丽的金湖，湖里有荷花和孔雀栖息的地方。当时，我就问团里的一个老同志：“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一找这样的地方？”他说他知道。有一次我们真的去了，记得那是个非常美的湖。湖边有棵很大的菩提树，上面结了很多菩提果，那里有很多孔雀，一只接一只地争相开屏，让人叹为观止。
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时我编创了《雀之灵》，并在全国舞蹈大赛中获得一等奖。我记得参加舞蹈比赛时，我的舞蹈服装，音乐全都是我自己准备的。当时我薪水很低，每月也就100元左右的工资。我穿的那条孔雀裙是借钱买来的。当时配个背景音乐也需要1000元呐！为此，我卖掉了心爱的手表。因为没钱，我没能及时地把音乐和录像带做出来———那时还不是亲自上舞台表演都是把录像带送到评委会去参评。等到我把钱一点点凑齐，已过了比赛预选时间。当时我拿到那盘录像带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我骑着自行车把它送去，人家说已过了参赛时间，不收。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值班老师说：“这样吧，你先把它留下来，等到评委休息或者吃饭时，我想办法把它放出来让他们看。”我这才有了参加决赛的机会。
杨丽萍的舞很纯很纯，离现实的炊烟很远很远，却离我们心灵所渴求的东西很近很近。她的丈夫是美籍台胞，一米八的个子，烫卷的头发留到肩膀，戴着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比杨丽萍大8岁，Tony的外形看上去颇有些艺术气质。正因如此，几乎在杨丽萍每场演出结束后都会有不知情的记者来采访他，想听听他对《云南映象》的观后感，可每次Tony都只说一句“舞蹈方面我是个外行人”，然后就以各种不同的理由“逃脱”了。
Tony是美籍台胞，说话时偶尔会带有一点台湾腔调。尽管看上去像是搞艺术的，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商人，现在在北京做生意。记者从多方面打听到，Tony在北京开了一家集餐饮、住宿、桑拿为一体的酒楼，经营状况还不错。
回忆起和杨丽萍相识的经过，Tony脸上充满了幸福。“1998年，在北京我们同时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私人聚会，当时我对丽萍是一见钟情，感觉很好，还主动和她打招呼。”说到这里，Tony笑了，“不过，丽萍对我好像不是一见钟情，是后来被我慢慢地感化和打动的。”在经历了4年考验后，Tony和杨丽萍走到了一起，“我们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个很浪漫的婚礼，一起共度我们幸福的时光。之后我们回到台湾又补办了一个很大的婚宴，当时在台湾成为很轰动的消息。因为丽萍是第一位赴台湾表演的内地舞蹈家，她的演出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让观众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