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读岳飞事迹时曾感动的潸然泪下，欣然写下“纯正不曲”的批语，并将岳飞列于帝王祠之列。国父孙中山在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以岳飞精神为中华的“民族魂”，号召党人前赴后继。当日寇肆虐我大好河山，华夏民族又一次面临亡种灭国之祸的危急关头，无数热血男儿以岳飞为榜样，高唱《满江红》，义无反顾奔赴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灭族亡国事件不胜枚举。但象南宋和南明这样的灭亡倒也不啻为奇迹。南明江北四镇系、左良玉系、南京本部总兵力总共有好几十万，为多铎所率清师的十倍。清师野地浪战所向披靡，但攻城略池非其强项。这从江阴仅以民间义军为主体便坚守了八十一天，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可得佐证。只要南明军均作江阴之战，一城被围，四方来援。区区几万清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必师老力疲、无功引北。但岂料明庭将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争权夺利凶悍无比，而御外则怯懦如鸡。更可唾弃的是毫无民族气节、人间正气。此时是野蛮的游牧建夷屠华夏黎民、毁华夏文明。无论从普遍的民族大义出发，还是从忠君报效的角度出发，南明将领都应竭全力以保百姓，决死战以慰社稷。退而论之，贪生怕死怯战逃窜倒也罢了，但竟然辫发降清，旋即凶残无比地掉转刀口屠杀华夏同胞，其行径真是丧心病狂彘狗不如。由于数十万南明军悉数降清，使南下几万清军如滚雪球般瞬即膨大。大厦已倾大局已定，致使后来张煌言、何腾蛟、郑成功等的艰难奋战亦只是悲歌一曲罢了。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暴政。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陆秀夫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经历宋元明清篡改的伪文化，催生了大量的汉奸文化。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明朝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在康熙年间，由于连续几十年的血腥大屠杀，导致中原人口锐减，仅剩一千多万人。康熙不得不哀求人民生育，并以皇帝的人格担保，信誓旦旦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年间，有一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也被乾隆凌迟处死。二百多年血性文字狱的盛行，残酷的株连大屠杀，震慑了人民的心灵。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春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除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所以一些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通。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许多场合如鱼得水吃得开。
相当多的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就成了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赵构、秦桧、慈禧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狄青、岳飞和明朝读圣贤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及忠烈之臣袁崇焕。由于赵构秦桧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不太容易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信任。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
所以我们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然而中国还有正气在，中国墨家秘密结社，献身以救世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在反抗黑暗统治，在抗击日寇侵略期间，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的鲜血生命书写了中国不会亡的正义歌。
杨靖宇、赵尚志的被害，告诉中国人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些献身的烈士，日本占领全中国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看看东北日占区人民的遭遇就知道，我们的同胞会象老鼠一样为日本制造细菌武器做试验，我们的劳力会被抓去做矿工，粮食被抢走，被迫吃混合面得营养不良死亡。日本人会用抓男子去苏联前线当炮灰，女子去当慰安妇。他们会在不能抓人的地方用细菌或者化学武器，对中国人进行有系统的灭绝。不幸的是，我们的中国，从五胡乱华以后，在某些方面就开始陷入走极端的恶性循环。唐代注重武力而引狼入室，让迁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军引起了频繁的内战，人民痛苦不堪。於是宋代严格限制军人权力，虽然消除内战，人民生活短期内大大提高，却造成国防空虚，被游牧民族不断蚕食，最后造成了6—8千万人民被残酷杀害的惨剧。失去对文明信心的汉民族以为宋代的软弱是这种悲惨命运的根源。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符合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女真族再次灭亡。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在一些小的方面恶性循环，越总结经验教训越坏。从春秋到汉、唐、宋，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五胡乱华造成的恶性循环，已经变成唐和两宋的良性循环。即使是明代，虽然在和宋代相比有所退步。但明代从元代极度黑暗的废墟上，不仅仅仍建立成为世界生产财富最多的国家，而且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够正确看到优点和不足。明代在不失去中国文化精华的情况下，还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精华。明末引进了西方国家的金属冶炼技术。徐光启等知识精英还在西洋传教士利马窦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传播几何、物理等西方科学。当时很多大城市都有西方传教士。其现象非常类似于佛教文明开始传入我国，和华夏文明融合成新的伟大的华夏文明的现象。这是几千年来华夏奠定的文明基础逐渐发挥作用。如果不是赵宋猜防武臣国策的影响，中国里女真太近，被其不断破坏，那么明代和后来的朝代完全可能是亚洲最先引入西方文明精华，而且保持中华文明的伟大国家。绝不会比后来崛起的日本差。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残酷，赵宋国策的延续误导，终于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中国人看——明末又一个岳飞式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祯凌迟处死于菜市口。紧接着就是中国再次整体灭亡于满清的血腥屠杀。接下来就是长达近三百年的黑暗冰河时期。
满清的入侵和统治，首先使得中国的文明发展陷入完全的停滞。当帝国主义炮舰打入中国的时候，满清政权以为，那不过是类似于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到中国掠夺的游牧民族强调的一种。他们的船坚炮厉，无非是象胡服骑射一样，不过是一技之长。只要学习一下西方国家的武器，就可以超过利用本身的文明优势超过他们。所以，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买办军火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野蛮国家，那么这种做法未尝不可。突厥从蒙古人那里掌握了中国火药技术以后，曾经威风凛凛，欺压中东、非洲、欧洲无数地区，甚至灭亡了立国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当欧洲人学会了这项技术后，利用自己文明社会的技术发展优势，很快就超过了突厥人。抵住了突厥的进犯。反而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强国。中国又何尝不能如此？
我们民族从几千年来华夏民族从古代不断被各种游牧民族屠杀、掠夺，满清亡国后剥削奴役，到满清勾结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暴行，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岳飞、袁崇焕、林则徐和左崇堂关心和爱护同胞的意识，没有无数为保护同胞献出生命的战士，我们早就象西夏党项族那样在大屠杀中被灭绝了。而没有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国绝不会比从前有无数财富、却在蒙古屠杀之后变成世界最穷的阿富汗好多少。
这个世界的确属於文明发展的民族，但是，这个世界人性中存在邪恶的一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在长期没有凝聚力的情况下生存。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再尊敬对民族做出贡献的人和群体，却崇拜铁木真和努儿哈赤那样强盗和寄生虫。因为教育界和历史界的某些专家，为了追求自己的民族保持欺压汉族人民的特权，有意识、有步骤地扭曲、隐瞒甚至篡改历史，愚弄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分不清野蛮和文明，不知道华夏文明领先与世界的宝贵经验教训。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向民众灌输蔑视汉民族生命和尊严的意识。把汉族虚无化，让人民以为汉民族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华夏文明不是功劳，野蛮的游牧民族屠杀汉族人民才是功劳，从而让少数民族蔑视和远离汉族人民，不把汉族人民当成同胞，而是象游牧民族强盗那样，把汉族人民当成掠夺的猎物。让国家的主体人民没有归属和认同感，认为象满蒙等民族那样屠杀和奴役中国同胞才是光荣，才值得被尊敬。从而拆散了凝聚中国最有力量的绑带。长此下去，不仅我们不能有文明发展的人文环境，当下次中国有强敌侵入的时候，中国将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幸亏中国还有目光敏锐的精英。孙中山就是其中最早发现问题所在的人。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欧洲富强的根本，不尽然是在坚船利炮、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够尽其才，地能够尽其利，物能够尽其用，货能够尽其流，做好这四件事，就是富强的理论，治国的根本。我们国家想重新恢复宏图、勤求远略，仿效西方、谋求自强，不在这四点上著重，而一味的追求坚船利炮，实在是舍本求末。”可以看出，他早已发现了西方文明本质的根本。在其后来的言论，我们也知道，孙中山完全发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走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所以当他看透了满清并非把中国人民看成同胞，而是希望和帝国主义合作剥削中国人民的本质以后，就毅然提出了“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和目标。孙中山的远见卓识，使得中国人民在清朝末期眼看就要沦落到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悲惨命运的时候，选择了一条唯一能够自救的正确道路。今天一些冒充自由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者的满清遗孽在组织各种活动、用各种方式诬蔑、诽谤孙中山先生。如果没有孙推翻满清政权则中国人民沦落到非洲黑奴、北美印第安人悲惨的命运，当然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因为到现在，在他们心里，中国人民是汉族人民仍然不是他们的同胞，而是家奴和榨取财富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