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十万亿美元。但部分领域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能否成功越过这个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
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的中国，如今处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半弧。
尽管有专家认为，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但中央政府正在启动且备受国人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贫富差距已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个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28上升到危险的0.47，而且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正是由于担忧日渐扩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使中国跌入巴西等国深陷的“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最高决策层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格外重视治理经济领域里的突出问题。不过，最高决策层也知道，今日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难题，非见招拆招式的简单疗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精准的手术。因此，尽管民间一直呼吁中央下定决心破除既得利益者对收入分配改革设置的障碍，呼吁中央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但深谙改革约束条件的决策层对此力主渐进和理性。
笔者非常认可吴敬琏老先生担忧：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而且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地方政府寻租的基础。GDP增长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因此，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惯性作用下，地方政府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至于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重要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喊了十年才有今日正在酝酿的大动作，并非由于财力欠缺，而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启动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工业基础良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巴西，之所以迄今尚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巴西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以及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外，还由于巴西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国民收入未能中产化，严重制约消费，以致无法实现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转型。而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底层百姓的收入，而且这场消费者革命还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加上日本在技术追赶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结果，该计划执行到第八年，日本就一跃而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统计资料显示，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则保持在1.1%至1.3%的低水平。至于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的韩国，之所以用了12年时间就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可见，各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可以不一样，但技术进步、服务政府和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是普遍的要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而必须格外小心的是，这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十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问题突出。
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的趋势，不能尽力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笔者预计，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应该是考虑适应7%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的时候了。未来一段时期，为防止经济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被拉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必须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而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中国还需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应当说，国家正在着手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重要突破口，但真正关键的还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具体来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价格、垄断行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步伐，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尤其要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的，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难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