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逐步由一个着眼于群众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庞大组织，转型为专家治国（technocratic）的领导团队；这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女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面孔。
Jerry，一名聪颖的大学生，要求入党已经三年了。Hope，在读博士生，她的梦想是改变社会。Tina，只是想找份好工作。
这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女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面孔；而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形象仍旧与老年男性和陈腐相关联。中国民主进程的步履蹒跚，会常常被拿来与中国的经济腾飞作比。
然而，在上述停滞的表象后面，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故事：这个演进之中的政党，恰恰正在通过改变自身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来巩固其铁腕统治。
从1990 年代初的五千万人到目前的七千四百万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员中不乏百万富翁，党支部从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延伸到中国的第一个空间站。党内高级职务绝大部分仍由男性担任，但已实施强制性的退休年龄。而在领导人中甚至有固定分配给女性的名额（虽然很低）。
近年来，中共逐步开始把目光锁定于那些最优秀、最聪慧的人才。共产党已经逐步将自身“由一个着眼于群众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庞大组织，转型为专家治国（technocratic）的领导团队。”卡尔顿大学专门研究政党成员问题的教授杰里米·帕蒂(Jeremy Paltiel)这样介绍。
在1980年代，要求入党的人往往会被同学认为是钻营，学业也并非一流。
现在的一些学生精英仍旧会把党和它的那些政治会议当作是无聊且与己不相干的。但仍有30%到50%的学生申请入党。而5%的接受率进一步突出了党员资格的炙手可热：选拔者们会挑选那些学习成绩优秀、有领导潜质、以及拥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学生－－虽然有时候这种理想主义并非发自内心。
要在政府中获得升迁，党员资格是必须的。但在其他雇主面前，党员也是金字招牌。入党并不证明你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纯粹，Tina解释道，这更多是个人成就的标志。
“说实话，说来惭愧，”这位优雅的24岁女生红着脸承认道，手指捋着自己的一绺长发。
“别人入党的原因是因为想为党和国家作贡献......可我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难找。”
舆论诱导与民意调查
从外表上看，党仍旧坚持其意识形态。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也确实加强了政治教育－－或许是由于现实与理论的明显脱节：对很多人来说，党真正代表的是个人成就、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
“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成为党员是两回事” 她们中的一人很自然地说道。
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称，过去两年间，党的任务是“坚持基本路线，改变具体形式”。专家被请来研究国外的政治变革，从新工党和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吸取经验，并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为前车之鉴。
她说：“向西方学习的经验被移植到中国，以维护和改进目前的政治体系。”
政府在技巧方法和干部队伍方面都进行了现代化。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民意调查的高手并能娴熟使用缜密的舆论诱导工具（spin technique），同时对民意做出反馈也更加有效。当然，与其所学习的国外对象不同，中国政府不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但至少，它需要民众的默许。
允许人民在一定的范围内质疑现状，为不满与异议提供发泄的出口，实际上有助于其体系的长治久安——只要没有进行独立组织的企图即可。中共最担心的是有可以取代其的权力结构存在。
当公愤已经广泛传播并进入危险状态时（如毒奶粉一案），政府在采取强硬措施之前通常会采取安抚手段；闸门关闭之前，博主们也许会允许发表一定见解；政府官员会被要求下课；新措施可能会公布。
来自中国公民的需求，已经逐步创造出一块更广阔，但不确定的空间。他们可以批评低级别的政府官员或迫使他们承担责任，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就想法进行辩论，参与一个逐渐成型的公民社会。
然而律师、社会活动家和异议知识分子仍旧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甚至有些在四川地震中丧失孩子的父母，因为抗议学校建筑质量问题而遭到恫吓与监禁。
“如果（人们）不触碰那条线，他们有很多事可做。但是确实有那么一条线存在。”Hope如是说。
Hope是一位语气温和，很细心的女孩子。她选择了在一所中国顶级学府附近雅致的咖啡馆与我见面。在这所学校里，Hope的同学中三分之二是党员。
如同其他几位受访者，她要求在本文中只使用她的英语昵称。但她坦承最初入党前的犹豫，以及最终加入的决定。
“做批判者很容易，但也许你会无法改变社会。而如果你身在体系之中，就可以比在体系之外做更多的事。”她说道。
“学生们能看到党的问题，但仍旧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能发展得更好。他们想加入到体系中去，或许能产生些微小的改变。也许有人在内心深处有权力欲的动机，但很多人真的是想做些什么改变国家。”
她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首要的是信息自由与法治。只有少数人期望多党竞选制度。
她说道：“中国人民不希望走西方的道路，而是期待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重塑社会公正。”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有一美元就会存下14美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储存率下降，在住房、家具、家电和汽车等所有方面，我们的开销超出我们能够承担的范围。
四年前，我们到达这样的程度：每赚一美元，我们就花1.03美元，多花的钱是借来的。
然而，目前低迷的经济要求我们“暂停”花钱。如今，根据最近的经济数据，我们有一美元就会存四美分。我们开始再次走上正路。
现在比较一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会把收入的四分之一存下来，并把存款用于发展。
我曾到过中国三次。一次在1983年。当时人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己的双腿。只有特权阶层才有自行车。道路泥泞。多数人生活在棚屋里，“红军”（译注，原文是Red Army）无处不在。事实上，只有在一名“红军”的陪同下，我才能到处走走。这是一个令人惊慌的地方。
1994年我再次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有铺得很好的路，有很好的建筑物，我曾经到过的城镇当中，有一个城镇还有麦当劳。由于曾经有过在那里找不到适宜食用的食物的经历，我一看到麦当劳，就在那里吃我的双层芝士汉堡。
今年年初，我有机会重回中国。这一次看到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我在上海下飞机，置身我所见过的最现代化的机场。上海有2200万人口。在1988年的时候，这里最高的建筑物才20层。此后，上海已经建造超过5000座15层或以上的建筑物。
中国人工作非常努力。我希望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一些严肃的挑战。
但我们会很好，因为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有自由。自由的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做你想做的事情，说你想说的话，在你自己选择的地方生活。
在美国，我们一边回顾往日的美好，一边设法让未来过得美好。
回顾1980年。我们当时身陷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日本正处于上升阶段。在那时，我们以为日本吃掉我们的早餐、午餐和晚餐。我记得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们用大锤砸烂旧日本车，似乎这可以制止丰田似的。我们认定“日本公司（Japan Inc）”将胜过我们所有人。
猜猜后来怎样？我们熬过那些艰难时刻，干得很不错。我们将再次恢复过来。正如29年前与日本人的竞争很艰难，我可以告诉你们，与中国人的竞争也会很艰难。
但我们会很好，因为我们拥有自由，我们知道如何创新和教育。这些才真正重要。（作者：Clark Howard；原标题：中国会否胜过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