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学术和复兴国学的口号媚俗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戏说、推测、翻案乃至胡说，被名利污染了的“精英”们借弘扬文化传统之名行“忽悠”大众之实，拿一些传说中的人物说事，赚取某些“昏官”的银两，营造出一派学术繁荣的虚假景象。一时间，有人为七仙女、孙悟空等人物家乡在哪，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争论不休，有人为商纣、秦始皇列为暴君鸣不平，有人为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慈禧、陈世美翻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近来，更有诸多“学术明星”把目光盯在了司马迁和《史记》上，以司马迁受腐刑后，可能用商纣和秦始皇来影射汉武帝为由，臆测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和所述史实的真实性，以此来媚俗和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的新解说不仅与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研究根本目的相悖，也有悖于司马迁借其父之口所说的知识分子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的人生目标。今不揣孤陋，为之正说。
二、司马迁其人和《史记》写作
西汉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趋向巩固的重要时期，在这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时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为民族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末年（约公元前86年）。司马迁的故乡在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其始祖是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的重黎氏。在传说中，重黎氏为“星历之官”。司马迁的祖先是司马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谈生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引《史记》，只著篇名。）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在这样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司马迁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序》），十五岁左右在长安听董仲舒讲《春秋》，二十岁时外出游历，二十五岁左右入仕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公元前111年受命去西南宣慰边疆内附少数民族政权。此时，司马迁已经熟读文献典籍，又游历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诸地，还取得了在宫中供职的实践体会。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立志完成父亲私修通史的遗愿。
经过五年的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时他已四十二岁。司马迁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五个年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就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
“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的著述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来，司马迁是抱着对汉武帝的“拳拳忠心”（《报任安书》）而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的，却被汉武帝定为“为陵游说”的“诬罔”罪名下诏处死。按当时的法律，死罪也可以用钱赎免，但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只得去受腐刑，以此免除死罪。司马迁受腐刑后，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报任安书》）此时的司马迁仿佛从梦中惊醒，开始对封建制度和汉武帝本人以及世态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虽遭肉体上的摧残，却由此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决心通过私修《史记》表达自己的信念，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太史公自序》）。他想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他痛定思痛，用这些人的精神鼓励自己，发愤著述《史记》，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的写作。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大约从隋代开始称为《史记》。《史记》是一部谨严而博大的历史巨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序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清赵翼《廿二十札记》）全书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组织相当严密，内容极其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三、史家之绝唱
在《史记》中，司马迁研究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考察古往今来的事实真相，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当做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对我国历史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史记》以前的史书，往往只是记述少数贵族的活动，如孔子修订过的《春秋》。在孔子看来，不仅社会上的下层人物不能入史，就是贵族中的中下层人物也没有入史的必要。因此，在孔子的笔下，历史就变成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事了。这样的历史，显然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司马迁写《史记》，不仅记述帝王将相的活动，也写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不仅注意政治情况，也注意经济文化，扩大了历史的范畴。通过对过去事实的客观叙述，体现史学家的客观认识，第一次将历史变成了充满理性倾向的科学实践活动。
通过《本纪》叙帝王，《世家》记侯国，《十表》记时事，《八书》详制度，然后以《纪》和《传》为纬线，把全书的各部分组合起来。这样，每一个朝代的历史全貌便跃然纸上，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史学方法，使西汉以前的古史得到了全面的叙述。这种纪传体的撰史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传，学者不能舍其书”。（《南宋郑樵<通志>》）
在《史记》中，司马迁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信史，“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与当今的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的治学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帝王的专制残暴多有抨击，对敢于抗争强暴的历史人物多有歌颂和同情。他一改前代史家的蔑视人民起义，把起义军称为“贼”的统治阶级历史观，列“伐无道，诛暴秦”的首义人物陈胜入《世家》；将与刘邦争天下失败的悲情英雄项羽列入《本纪》；详细描绘了荆轲刺秦王等小人物抗暴的壮举；他最为同情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古代知识分子，写孔子以为“高山仰止”，写屈原时“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但他不喜欢为虎作伥，卖身投靠权贵的文人如李斯，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寻找安乐窝的老鼠，最后必然会被别人消灭掉。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不仅广泛搜集时存文献，还亲自到各地作实际调查，例如他为了写《孔子世家》，曾经“适鲁观仲尼之堂”；为了写《淮阴侯列传》，曾到韩信的故乡，访问淮阴父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让读者去判断是非，“于叙事中寓论断”，绝不像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一样，仅凭臆测就信口开河，致使谬种流传。在《史记》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既为各方面、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还对天文、历法、礼乐、经济、政治、地理、少数民族等辟专章论述。他知识渊博，掌握史料极为丰富，班固说他“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刘知几也说“语其通博，真作者之渊海也”。
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变化犹如大江的波涛，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平准书》）他主张“观之上古，验之当世”，（《秦始皇本纪》），力求从历史的客观事实中，探寻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即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秦始皇本纪》）。所谓“前事之不忘”，不等于把上古的事，原封不动地搬来，还要“验之当世”，即以现实的情况和需要作为出发点来吸取上古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成为“后事之师”。所以他的“前事之不忘”绝非是复古，而是根据当世的需要来取舍上古的。司马迁这一观点，是察觉到古今不同，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