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更加引人关注。“官德”与官员相连，官员与权力相连。“官德”彰，则风清气正；“官德”失，则腐败滋生；“官德”正，则民心安；“官德”毁，则民心失。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1997年制定的《廉政准则（试行）》，标志着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步入规范化阶段。13年后颁布《廉政准则》，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道德约束，将在廉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又是从政道德制度化建设中一个重要举措。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很多公务人员感觉到“角色冲突”带来的冲击与压力：既是“公家人”，又是社会人；既代表公共利益，也有个人利益。“官德”失范，很多时候正体现出道德自律在“经济人”本性面前的力不从心。
“品行或者道德，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源泉。”正是由于涉及权力行使，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就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政治、法律要求。“官德”的基本要求制度化，才能使道德的“软约束”，获得制度“硬杠杠”的威力。
“官德”制度化，并非简单的“道德立法”，而是要建立一套规范、一个体系，包括监督机制、养成机制、评价机制、选择机制等。制度体现导向，从源头上规范价值选择，有利养成“官德”；制度带来约束，在过程中提供有力保障，有利实现“官德”；制度是一种普遍性的可靠支撑，有利整体改善“官德”。只有让“官德”系统化、机制化，才能使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有效转化为广大公职人员的内心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非常强调“官德”。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稳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
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官德”制度建设的尝试。近年来，规范“官德”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特别是《公务员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公务员的九项义务和十六条“禁令”，成为行政伦理步入法制化轨道的标志。
当然，也应该看到，“官德”的制度化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规定分散、笼统，法律化程度较低，执行起来困难不少。相当数量的规章制度是临时性的，还没有形成协调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廉政准则》的贯彻实施，重要性因此不言而喻。相信随着相关实施细则及配套规定的出台，从政道德制度建设水平将有显著提升。
制度建设是根本，但制度作为一种“硬件”，也有局限性。只有制度规范的他律与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机结合起来，以信仰作为制度执行的基础，以监督作为制度落实的保证，“硬件”、“软件”都更科学、更完备，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才有更可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