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起那时艾青的样子，畅大爷总是摇摇头说：“他那时不怎么说话的。”当时一毛九分钱一盒的“飞马牌”香烟艾青也买不起，只好抽劣质莫合烟，还喜欢用一个放大镜在太阳下对着点烟。
“我到他家，他给我看他写在格子纸上的字，那么厚一沓。我说，老艾，你写的字不球行嘛，反正我也看不懂他写什么。”那些就是现在存放在艾青纪念馆里的《绿洲笔记》手稿。
从艾青当年修剪过的榆树林前走过时，畅大爷突然停下脚步说：“艾青还给过我一双他在外国留学时穿的皮靴。”他在小腿上比划了一下“这么高，他说脚肿了穿不上了。那时可是稀罕东西，我穿了好多年都没坏。我不知道该送他啥，那时他是真穷，有些不好意思地给我说，给他买双棉鞋。我是专门到石河子给他买的。”“哎”，老人叹了口气“那时我们这儿连油灯罩都没卖的，艾青喜欢看书，我就到离这儿有十几公里的地方帮他买。”
让畅大爷有些遗憾的是，到现在他还没去过艾青诗歌馆。
“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多么可贵又多么艰辛”
现为《绿风》诗刊副主编的彭惊宇就是在一四四团长大的。有关艾青在那里的点点滴滴他都如数家珍。最令他感慨的是艾青在患难中与周围普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有个小伙子叫郭建雄，当时是连队的医生。他读过艾青的诗，对艾青很崇拜。他总是趁没人注意时帮艾青干些重体力活，或是起早贪黑骑自行车到几十公里远的四道河子帮艾青一家买来肉、米、鸡蛋，那时连队里的人总能看见艾青、高瑛夫妇神色担忧地站在路口张望，怕他出什么意外。郭建雄的媳妇是高瑛介绍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高瑛和别人一起帮着接生的。1972年，艾青返回石河子也是郭建雄骑自行车把他送回去的。
还有个叫颜世信的知青，当时一听说艾青在一四四团，立刻就和人对调来了这里。颜世信爱好诗歌创作，艾青就帮他修改诗歌，还抄写过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雪莲”的片段启发颜世信写出《雪莲》一诗，后来，颜世信加入了中国作协，笔名“岩石”。
在艾青一家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不少好心人冒着风险帮助他、照顾他：有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送来一碗面条；有人悄悄把一捆干柴放在他家门口；一个路过的赶车人给艾青家扔下一捆青菜，就走了……
艾青曾对人说：“我到一四四团来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一点在他的散文《怀念天山》中有非常抒情的描述：“……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朝南方寻找它的影子。有时它混在白色的云团里，几乎分辨不出哪是云，哪是它的雪峰。而在万里无云的日子，它就像浮在空气里似的，向我露出和善的笑。”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青在新疆的十六年（从1959年11月进疆至1975年返京治眼疾）似乎是一段创作上的空白。他写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署名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文艺创作组”。他写下的《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年轻的城》《地窝子》《戈字辈》《垦荒者之歌》《烧荒》《帐篷》等二十多首诗作，只能署名“林壁”、“万叶”，发表在农八师内部一个印数很少的小报———《大跃进报》上，这是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发表诗作，也是全国唯一一张敢于发表他作品的报纸。尽管这些诗作在艺术和思想上无法超越他早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但它们却是现代文学中最早赞颂兵团荒原开拓者艰苦创业精神的诗作，那里面有艾青诗歌中一贯的热诚和真挚。他写写停停的长篇军垦农场建场史———《沙漠在退却》直到1984年才以《绿洲笔记》的书名正式出版，那里面展现了艾青对兵团建设者“一种白手起家与天奋斗的精神！”的真情歌颂。这些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艾青当年融入当地生活的坦然，如他所说：“就当我是生在这里的。”也许没有在新疆十六年的蛰伏与沉寂，也就没有艾青复出后的高产和岩浆般喷涌的诗情。“生命是可感激的：因为活着可以做多少有意义的事啊！”他用一生践行着这样积极的充满希望的人生观。
艾青没有为石河子留下太多的诗篇，但却为这座“小小的城”播下了诗歌的种子，留下了迥异于新疆其他地方的诗歌传统，没有人能数清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在写诗，但人们已不奇怪有一个个诗人从这里走出。因为石河子有新时期以来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绿风》，与北京的《诗刊》、四川的《星星》鼎足成为当今国内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而《绿风》诗刊社就在艾青诗歌馆里。“绿风起西北，诗韵入万家”（臧克家语）活跃于当代中国诗坛的诗人几乎全都在《绿风》上发表过作品，大批青年诗人由此起步，走向诗坛。这应该会让艾青感到由衷的欣慰。
许多人喜欢用艾青《交河古城废墟》里的诗句“活着的人好好地活着吧／别指望大地会留下记忆”作为他留给世人最后的话，让人不能不联想：是新疆，让他的内心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