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要向任何人挑战的意思，我们不是战士，我们斗不过任何人。我希望所有被我披露过的人能谅解我，我没有伤害他们，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保护了他们。如果读者足够聪明，他们会明白谁是谁，能够推动打假扫黑，但是又不会导致他们家破人亡，这是我们的约定”
写这样一本书，李承鹏知道自己到底会担着多大的风险，到处有人问，你害怕吗？“写的过程中不害怕，写完以后才后怕。”出版商为3个作者每人买了100万的保险，李承鹏到处说这个事情，安慰自己。“我目标比较大，他们不敢动我。”但是家人呢？他愣了一下。“我曝光率这么高，却从来不提自己的家人。我不幸地成为一个要靠上班、工作来养活自己家人的人，我必须要靠自己一手一脚打拼，也必须要做一些很艰难的事，但是我也必须保护好我的女人和孩子。”
答应写书的那个晚上，李承鹏也喝了酒，出版商说，你不写，还有谁能把它写得更明白呢？他虚荣心一动，就答应了。第二天酒醒，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原因是有另外的出版商要出四倍的价钱请他，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忽然发现自己无法面对过去的那些事情。但最后，他还是写了，还是虚荣心让他觉得自己不能为了钱去毁约，太不爷们儿了。
有人问，写完以后是不是深感释然？这个问题让李承鹏念念不忘，因为它如此准确地概括了自己复杂至极的心境。他作了个比喻：《花样年华》结尾，梁朝伟对着树洞说话，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过嘛，现在有两种足球，一个是中国足球，一个是足球。现在看中国足球，我由衷地希望高洪波输，就像我看《阿凡达》的时候希望地球人输。你们可以认为我很阴暗，但我认为我很彪悍”
李承鹏深爱足球，但是20年的行业生涯中，他被封杀了18次。第一次被封杀，20出头的他数着电线杆子掉眼泪，第18次被封杀，他满脸骄傲地瞪着那双大眼睛：“他们越封杀，我就越红。”李承鹏已然长大并且老去，但是中国足球新闻的僵腐，却只有更深。
分界点，从1994年开始。这一年，所有的城市开始修建二环、三环、高架桥，同时提出城市名片这个概念，大连的草坪和万达队是一个概念，四川全兴和熊猫是一个概念。“我们出了很多足球省长、足球市长，中国的假球就从他们开始。为什么会有政治球、人情球、关系球？”渐渐地，中国足球开始越来越黑，御用记者、红包记者、赌球记者层出不穷，在巨大利益的漩涡中，这个行业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1996年，一篇揭露黑哨的稿子，让李承鹏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被封杀生涯。“当时看来我是被挤下鳄鱼池的人，我想同流合污，但他们不给我机会，我很庆幸自己游到了对岸。”现在回头看那段往事，李承鹏自己倒云淡风轻，他潦草地将自己不去赌球的原因归结为“心疼钱”。
不是没有人找他做庄家。2004年，李承鹏年薪30万，有人用麻袋装了50万找上门。他有一些心动。但最终，“我好歹是个名记”的想法战胜了私欲，他的虚荣心，在关键时刻，再一次起了作用。
然后，他就越来越红。他的红，伴随着的，是整个足球行业的日渐萎靡，是一批又一批足协高官的落马，是体育新闻行业底线的溃败，是来自另一方的污蔑和叫板。这是众神凋零的年代，李承鹏却独善其身，江湖险恶，他却愈发如鱼得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李承鹏得寸进尺，最终还是写了这本《中国足球内幕》，成了无数人心里的噩梦。因为，“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可能永远也玩不了足球这个游戏了，可能我不想这样。”这是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初恋，所甘愿承担的所有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