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7日报道】题:暴力拆迁与暴富拆迁(记者 韩咏红)
去年底到北京友人家去玩，适巧让他们家的司机请了一次客。友人夫妇是商人与公务员的组合，家住五环外的别墅。当天午饭时间友人说，下馆子去，司机S兴致勃勃要请大家吃饭。
记得腼腆的S先生很大方，点了烤全羊等一桌子丰盛菜肴。听他们介绍，他因为拆迁获得可观补偿，手上一下多了逾百万元人民币，还分到回迁房。由于中国发展与城市扩展，城乡接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被开放改造，司机先生以及他家附近村子的居民全发财了。
近期看到舆论界展开讨论，我才发现到上述现象并非孤立。在北京朝阳区的大望京，郊区通州、大兴、平谷等区多个村镇，还有河南郑州城中村、云南昆明城中村、深圳岗厦村等地，都在缔造拆迁致富的传奇，以致媒体上出现了“拆迁富翁”、“拆迁暴富”的新名词。其中有的故事令人咋舌，例如经过两年拆迁谈判的深圳岗厦村改造，预计将催生一批千万富翁以及若干亿万富翁。
在中国报章上阅读这类新闻，很难不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超现实感。在这片土地上，有人通过拆迁一夜暴富，同时有人因抗拆抗暴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事实是，这些年被迁者与拆迁队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去年11月成都唐福珍自焚的惨烈事件社会仍记忆犹新，但是在学者上书要求政府修改拆迁条例以后，暴力拆迁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今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民王翠云阻止拆迁方施工，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3月27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对老年父子抗拆自焚，酿成一死一伤。就在刚过去的5月，河北邯郸广平县强行上演拆迁“大跃进”，10天内拆除了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清出33万平方土地，事前却没有与居民签订补偿协议或进行妥善安置。
不论暴力拆迁或致富拆迁，都是中国高房价时代的产物。房价的节节攀高造就了拆迁大潮的不可扭转，但是“暴力”与“暴富”形式的差别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与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更多地分给了资源原来的使用者；而在前者中，公权力将这些利益更多地归于自己与开发商。应该承认，使用撒钞票的手段拆迁，在文明程度比推土机拆迁更值得肯定，但是这种“文明的演进”同时反映了官方对“维稳”信心的脆弱与进退失据。出于对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的恐慌，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用阔绰补偿金“买平安”，这个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合理，其中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能够负担高昂拆迁费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地方，它们的大手笔却会加剧大多数被拆迁户的不平等感受。这些问题来源于拆迁补偿标准的缺失，也说明社会管理依然是政治而非法治当头。最终，暴力拆迁与暴富拆迁冰火两重天的光怪陆离现象，是对公平正义的另一种扭曲，在解决回避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埋下其他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