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23日载文《四川要当可持续发展改革先锋》，摘要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增幅惊人。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平均超过8%，期间还有连续好几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例如2003年至2007年都在10%以上。
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确实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在计算了1960年到2007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30年增长率后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以中国的速度增长了30年。
可是，中国在收获经济高增长硕果的同时，也付出了与之相应的沉重代价。从社会代价的角度说，由于中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片面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社会矛盾与日俱增，收入偏低的下层民众的抗争越来越激烈，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前不久中国各地爆发的“罢工潮”就是一个例子。究其缘由，何尝不是因为当局为了确保达到高增长的指标，而长期抑制工资增长所致。
中国高增长的另一个显着代价，就是环境恶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年来，中国走的其实是一条高增长－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高碳经济”道路，其恶果现在已经逐渐浮现水面，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其实，中国领导层在好几年前已经注意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是纠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之偏，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层面，就是要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不可持续性增长迈向可持续性增长。
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和学界开始探讨如何摆脱对高增长率的片面依赖，希望能走出一条既能保证可持续性发展，又能实现高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
尽管“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长达七年之久，要具体落实却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数年一换的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在任期内有所表现，而不惜揠苗助长，推出一些不利于当地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对其仕途发展有利的短视政策。中国各地，尤其是一些小地方，到处都有华而不实，毫无经济效益的“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就是这种短视政策下的产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党政高层开始酝酿在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中，引进绿色GDP，而不单是以GDP为标准。今年2月，来自中国各地的390名县委书记，就在中共组织部的安排下前往中央党校上课，接受绿色GDP集训。在这次集训中，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明确要求县委书记不追求虚假指标和轰动效应，不搞不切实际、违背科学的瞎折腾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四川省政府决定试行不再向其下级政府下达GDP增长指标，改而以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支出比例、生态保护等12项发展指标作为考核重点，同时采取计划生育、耕地保有量、安全生产、维护稳定、廉政建设五项否决指标，显然是下定决心走可持续发展之举。
虽然广东省已在去年制定并试行新的干部考核方法，但只是降低GDP在考核中的比重，并不像四川省这次完全把GDP排除在外来得彻底。
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包产到户”，成为全国农业改革典范之一的四川省，在这次的“告别GDP”干部考核的行政制度改革中又成为开路先锋，若能杀出一条血路，高奏凯歌，将能对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