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然而从着眼于批判和分析，到主张建立“大目标”“告别晦气重重的历史悲情”，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完整的“集结”。书中保持了普通读者喜爱的文风，由具体的场景、故事和新闻案例入手，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些实际可感的素材和辩论性话语。流行的俚语、双关性的讽喻，直率的谈论，又使本书趣味盎然。
《中国不高兴》书摘正文（按全书章节顺序）
一、 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 宋晓军
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1）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