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泡沫经济充斥着海南房地产市场，万通六雄敏感的注意到了这一点。到了1993年，冯仑他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海南当时有1.8万家房地产公司，而在海南省600万人口中，城市人口不到100万，到现在，海口市本地居民也不到50万。想想泡沫有多厉害！”
对此，王功权后来回忆说：“当时给我们做饭的小女孩炒房地产都赚到了200万元。这么快的资本积累速度极为不正常，我们当时意识到一家企业如果一直沉浸在这样一种暴利氛围中并始终持有这样的暴利期望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而当时敏感的潘石屹注意到两个数字--北京市当时人均住房面积7平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已经达到了50平米。海南这个穷地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购买力，万通六雄感到快出事了。
于是，6个人凑在一起商量怎样分散风险，最终决定转移战场，从海南向内地进行战略转移。
1992年底，冯仑和王功权到北京转了一圈，决定首先移师北京。在接着召开的鼓浪屿会议上，万通决定让潘石屹到北京打先锋。
（此后，万通集团又先后进入上海、西安等中心城市。由于反应比较快，措施比较及时，所以也就成了海南房地产狂潮过后少数幸存的几个企业中的一个。”）
潘石屹接令后，领5万元差旅费来到了北京。
这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在深圳呆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体改办主任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报上去。”
潘石屹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冯仑，冯仑马上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领导说：“这是件好事，你们愿意做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做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两个“中字头”的发起单位，通过各种关系，潘石屹最后找到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万事俱备，潘石屹用刚刚买的4万元一部的手机打电话问冯仑：“准备做多大？”冯仑说：“要和王功权商量一下。”王功权说：“咱们现在做事情，肯定要上亿。”潘石屹在电话那边催促冯仑快作决定，“这边还等着上报材料呢。”冯仑就在电话那头告诉潘石屹：“8最吉利，就注册8个亿吧。”北京万通就这样，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两三天后，北京万通招商总公司拿到了营业执照。连北京那几座大立交桥的名字都叫不上，潘石屹就到处去找地。后来有人介绍块地，他一看，不错，是地铁上的一块，就拿下开始做万通新世界广场。
此后，冯仑与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厦一起吃住了三年。这三年中，冯仑在外面跑线索，找到资源，做策划，然后跟潘石屹一块去谈判，谈完了，再和董事们一起讨论，确定下来，就让潘石屹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