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提起万通六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从开始的万通传奇，到后来分家后各自打出一片天空，都成为商界的风云人物。
说到万通六雄，特别要提其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冯仑和王功权。
冯仑是万通六雄中的大哥，正是他带头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正式开始了了万通六雄起步。
而王功权，正是他一手将飞速发展的潘石屹，从万通的财务中心主任，一步一步地提升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最后提无可提，就让潘石屹来坐自己的交椅。
六人中，冯仑年长，生于1959年冯仑，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冯仑25岁，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没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了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1989年6月4日之前，冯仑在仕途上幸福的发展。
1989年“六四”之后，冯仑没机会再走到原来的老路上。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回到了北京，而此时中央体改所也解散了。
冯仑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那些年，我法定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加上奖金也就120块钱。那些年，全为理想，也觉得在实现理想，只是没有积攒下什么钱。”
需要养家糊口的冯仑此时想起了在海南认识的一个牟其中手下。“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和机会可以选择；那时候，没什么企业。而且，牟其中挺会聊天，又有那么多经历，我决定去他那看一看。”
牟其中亲自面试冯仑，和他谈了两句，就让冯仑来上班，但没说让冯仑做什么。冯仑很着急地在办公室干坐了一个礼拜后，牟其中给冯仑印了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
冯仑用一年多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通过冯仑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冯仑的工资也随之涨到了850元。但是这之后，牟其中开始对冯仑不放心了，他从四川调来父子兵制衡冯仑他们。
而王功权的经历同样有些传奇！
26岁的时候，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专业，并成为了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与冯仑很相似，他正行进在前途无量的仕途道路上。作为一个乡村小学中心校校长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性格中负责、严谨、在困境中百折不挠的基因。但是，与父亲的顺服不同，他性格中多了反叛的因素。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望着坐在对面给自己布置工作的一位50多岁的处长，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10年之后的景象：换个位置，坐在处长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再给另外一个年青人布置工作，所布置的工作内容甚至都是一样的。这个B型血的男人，不甘于青春就这样被消磨掉，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有意思的生活，——一种并不安分的生活。
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在酝酿着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1982年，沿海开始出现特区，当时搞得很成功。他身边有人去了回来后说特区挺好。
王功权好像一下子闻到了新的空气。1987年，深圳到长春来招聘工作人员，这是一个新鲜事。王功权那时连深圳在哪儿、什么样都不知道，纯粹抱着玩票的心态偷偷去应试。结果被一家开发区的服务公司录取为团总支书记。
当对方录取的调令（那家公司当时有国家人事编制）到了单位，王功权甚至连告别饭都吃了的时候，领导开始找他谈话，好像要挽救一个失足的青年。周围刚刚从深圳回来的朋友也劝他，说功权啊可不能去，那里特别冷清。父亲也坚决反对，几番犹豫，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然而，他的心已经活了，面对接下来日复一日无聊的生活，他开始感到了后悔。
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王功权再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思。他借小孩儿刚刚出生，需要护理爱人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亲自去海南看一看。刚刚谈好的工作，一回头就被一个清华的研究生给抢跑了，王功权急了，觉得再也不能优柔寡断，坐失机会。——他成了吉林省委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儿子，20多岁就成为省委的工作人员，这样坦荡的仕途，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然而，王功权内心中的那股不安分的热血，使他终于告别了仕途，选择了一条充满了风险和浮沉的道路。
而在６个人中，在去海南的路上，王功权最先认识了刘军。1987年底，刘军离开四川的一家国有企业，到海南去找工作。在从广州到湛江的长途大巴上，王功权和刘军恰巧坐在了一起，都是为了寻找理想而放弃了一份安稳工作的年轻人，又都是在大学学的管理专业，两人谈得很投机。坐轮渡从海安到了海口，下了码头，两人又一起在附近找了一个便宜的招待所安顿。甚至第二天二人分手后又都找到了同一家招聘单位，还互相谦让，尽管最后谁都没被录用，但二人的友谊从那时开始萌芽。
不久，王功权在海南崭露头角，他在海南的一家国营房地产公司——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担任要职，月薪两三千元（当时他在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时候，月薪是78元）。
很快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会合到一处，而由于冯仑、易小迪、王启富都曾在海南体改所共事，在王启富的介绍下，几个人慢慢地彼此熟悉起来。事实上，在没一起办公司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泡在一起，冯仑因为没钱，经常到王功权那里去打长途电话。
而当冯仑成为牟其中总办主任之时，却正是王功权的多事之秋，因为一场意外的牵连，他被关押了10个月，最后却无罪释放。剃着光头，披着大衣出来的王功权给冯仑打了个电话，兄弟有难，自然帮忙。冯仑将王功权介绍给了牟其中，很快，王功权由业务经理一直升到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进入南德的王功权将刘军也随之招入了南德。
1990年，北京。
牟其中和太太坐在桌子一旁，冯仑和王功权坐在桌子另一旁。冯仑和牟其中面对面，王功权和牟其中太太面对面。冯仑是牟其中的总办主任，牟其中没有副总，冯仑相当于常务副总；王功权是牟其中投资的总经理，是牟其中太太的副手，分管南德公司财务。冯仑和王功权可以算是牟其中1990年的左膀右臂。
但由于后来牟其中的不放心，冯仑觉得整天看牟其中川军脸色感觉很不痛快，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在这个私人家族企业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离开了南德，其后王功权也离开了南德。
1991年，离开牟其中的冯仑回到了北京，但感觉当时的北京太压抑，自己开公司，连工商注册都通不过，于是冯仑再次来到了海南。
当时王功权正在想是不是到海南大学或什么地方教教书，稳定下来算了。冯仑找到他，说又“戳摊”搞了个公司，从工商局领的表“已经填上你当总经理了，几个人里头就你在南德当过业务干部，你不出山这些章就得重盖”。
冯仑有识人之才，也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长处主要是在战略层面上，多年的历练使他对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同时，在战略思考上的胆子非常大。但是，冯仑的执行是短项，对于细致琐碎的执行工作，他缺乏耐心，必须要有一个人要协助他来执行。而在创业之初，王功权正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冯仑曾经这样评价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后来冯仑曾表示，当时如果没有王功权的加盟，自己绝不会贸然去开家公司。
于是很快，在冯仑在海南振臂一呼，南德和原海南体改委的旧部纷纷聚集而来。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出台。
1991年，海口。万通在像凉山聚义一样排座次。梁山排座次的第一标准是自然标准，要看谁岁数大；第二标准是原来的身份，看谁在原单位官职大；第三标准看贡献。冯仑岁数最大，在原单位是众弟兄的领导，万通第一桶金也是他的关系。冯仑自然成为万通的董事长。
此外，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排完座次，轮到分金银。冯仑既然做了老大，这时他就要表现出老大的高姿态。6个创业伙伴采取了资产和工资都平均分配的做法。“创业初期，很难说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家在一起，不是钱的投资，而是人的合作，缺了谁，都不行，所以，要平均分配金银，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没矛盾，才能团结大家在一起多走一段。”
这也为万通的分家后来埋下了伏笔。
